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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敏洪谈创业:“利益+人情”  

2011-04-28 12:42:15|  分类: 企业家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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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如何管理,如何笼络人心等等,俞敏洪在创业之初也读了不少管理著作,然而,俞敏洪平时读得最多的还是和中国古代相关的书,比如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。

我喜欢去探索人们描述的原因背后的真正原因。我看到历史里有规律性,一定是偶然和必然结合产生结果,所以我有时和员工谈话,就会去看他们和我讲话表面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,有的时候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,表面的原因是有道理的,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

宋代开国宰相赵普说自己是“以半本《论语》治天下”,后来的俞敏洪则是一把广告刷打江山,一部《三国》治天下。俞敏洪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痴迷,使他对用人与管理洞若观火,对于如何协调人际矛盾,如何做好管理者,都有莫大的助益。

俞敏洪在读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,反复琢磨为什么曹操和刘备会成为天下枭雄?曹操是一个普通士兵,一个小官;刘备纯粹就是一个乡下人,最后他们各霸一方天下。如果没有曹操,刘备肯定能夺得天下;如果没有刘备,曹操肯定也能夺得天下。因为有了刘备,才有三分天下。俞敏洪分析道:

曹操手下有一大帮伟大的人物,他本身就很伟大;刘备手下也有一大帮伟大的人物,刘备也很伟大。为什么曹操对关公那么好,他还要过五关斩六将,非到刘备那儿去?曹操手下的人,不管刘备怎么拉拢,也不到刘备手下去?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才争夺战。就是抢人才,人才就是一切。……

研究曹操和刘备这两个人为什么能称霸一方?我发现,他们得天下,刘备偏重人情,用人情来拉拢人。你们都是我兄弟,打天下就是一起的,就是兄弟,结拜。曹操没跟任何人结拜过兄弟,曹操用的是什么?是利益,当然也有人情。曹操有智慧,有思想,有人品,但是他更多用的是利益和规矩。

当初,俞敏洪请朋友们回来与他共同创业之后,每人分一个领域,自己赚钱自己花,所以也就没有了利益上的冲突,人情与利益兼顾。2000年,俞敏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:

我发现,企业要干好,三大块儿,一是利益,二是权力,三是人情。但是,当时(创业之初)我是个体户,我只要抓住两点,利益和人情,权力不用说,就在我手中,用好了就伟大,用不好就拉倒。

我认为好朋友一旦进入利益纠纷状态,朋友就玩完了,所以他们从国外一回来以后呢,我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说每人承包一块,个人干个人的,在新东方这个屋底下面,一起干。……就这样干那么三五年,大家觉得干得挺不错。

在新东方原来的诸侯割据式的体制框架下,团队成员的利益界定非常清楚,当事业的不断发展变化使得原有利益格局打破后,重新进行公司化改造,个人的利益面临重新分配。俞敏洪表示:

任何人面对利益变动,都会有心态上的失衡。比如有些部门,原来的地盘没了,新的地盘也没分到,感觉上落空;外面的管理人员引进来,下面的人员成长起来,“老人”地位削弱等等。这种情况下,很多人感觉什么也得不到了,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情来,比如会让你也什么都得不到。

俞敏洪早期管理的新东方,总是在利益和人情之间找平衡点,俞敏洪也曾似乎找到了平衡点。

我发现,利益放在第一位,假如我给你的利益超过了别的地方给你的利益,那么,你留下来干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因为,我当时意识到,只要我手下有老师就什么都行。第二,在给你利益的情况下,我再给你人情,你就会很舒服,你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当时,我的人情比较低级,就是请老师吃饭,喝酒,出去玩儿。我们是哥们儿,我们是兄弟。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浅层次上,用利益和人情调整关系的。

俞敏洪表示,当时还没有走到调整王强、徐小平这类人物深层次利益关系上去。因为,俞敏洪认为,他们绝对是志同道合的人,思想境界是差不多的,对未来的追求也是差不多的,肯定会有利益冲突,肯定利益放在第一位,但是可以在思想的层面谈利益了。

同时由于过去深刻的友情关系,王强、徐小平从来不把我当做上下级的,他们都以为他们是我的上级,在管理上不能令行禁止。这就给后来者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。

新东方在经受了股份改造引发的高层危机之后,俞敏洪不得不去处理这种思想层面上的利益关系,去解那个结。俞敏洪这时候意识到,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出现,只有各归其位,才能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。在友情为基础的结构里,你不能下命令、不能指挥,只能通过友情来权衡利益和权力,很可能形成一个矛盾圈和是非圈。

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,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,新东方很可能做不下去。

2002年俞敏洪在接受采访时说道:

新东方利益的重新分配,最后的那个结,就在徐小平身上,(徐)小平只是一个代表(2001年11月俞敏洪请小股东投票表决,是支持徐小平还是支持自己)。这个结不解,新东方就走不动了。最后大家做出抉择,徐小平离开董事会。

事后,俞敏洪总结说:“友情上注意分寸,保留一份关心与交流,不(要)过于求助于友情,让友情卷到痛苦与矛盾中来。”然而:

我个性太注重友情,太注重别人的感觉,我这个性看上去是宽容,过分了就是纵容的感觉。但是我没有办法,改不了,以至于新东方的管理结构没法建立,因为管理结构最重要的就是令行禁止,说一不二,我做不到。

俞敏洪坦言:“在新东方,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。”

我一个人做事通常能够雷厉风行,但与一帮人做事时,要顾及这个人的面子,那个人的面子,就变得相对软弱。有些时候都是各打五十大板,你这样做也对,这样做也错,通常会使他们不知我最终的态度。在利益分配时,总想保护每个人的利益,总想给每个人特别恰当的位置。

多少次俞敏洪在遇到了急速扩张带来的利益、亲情、友谊的冲突时,他就开着那辆红色大发狂奔,吓坏了身边的王强。

当企业做大之后,企业内部的管理十分复杂,这就有必要借助一种制度来对员工的行为加以规范,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上市之前的那些年,俞敏洪始终在利益和人情中间玩中庸、找平衡,搞得筋疲力尽、狼狈不堪。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,以制度说话,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,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,让企业顺利发展。

新东方上市之后,创业元老一一退出管理层,俞敏洪认为,徐小平、王强、包凡一未能进入管理层,不是一个遗憾。

如果他们进入管理层,那才叫遗憾。那样他们的长处就不能发挥出来,发挥的都是短处,那多没劲。

新东方上市之后,王强、徐小平等一干创业元老的淡出,换来的是更加职业化、更加专业化的经理人团队,这是超越了兄弟情谊,更多依赖切实实利益拼建起来的崭新结构。抛却人才的团队组合反而让俞敏洪感到轻松。

我喜欢新东方的人为了利益来和我叫板,因为他自己的价值估计,和我对他的价值估计都可能失误,叫板能帮助双方达成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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